梁建章谈携程“3+2”混合办公:试下来效果还是很好的 在家办公比

html模版梁建章谈携程“3+2”混合办公:试下来效果还是很好的 在家办公比例比较高

  3月28日,“育娲人口研究”微信公众号发布《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》。报告指出,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,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。要提升生育率,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,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。此外,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,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,积极创造有利条件,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、建立家庭。

  报告指出,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.7‰上升到2013年的9.9‰,随后逐年下降,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.8‰;离婚率从2000年的0.96‰上升到2020年的3.1‰。

 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.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,2020年下降到1228.6万人,比2013年下降48.5%。2013年,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.93万对,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.6万对,连续八年下降。另外,初婚年龄大幅推迟。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.89岁,女30.73岁。

  从2009年到2013年,20-39岁女性人口中,已婚比例从77.93%下降到67.06%,到2019年,又上升到72.72%。2019年,中国30-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.16%,女性未婚比例为8.7%,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。

  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。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,出生队列为1980-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0.33%,女性为26.79%;出生队列为1985-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.99%,女性为33.13%。

  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,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,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。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,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,其中,20?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。

  就家庭规模而言,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,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.30人,1964年为4.29人,1982年为4.41人,1990年为3.96人,2000年为3.44人,2010年为3.10人,2020年只有2.62人。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,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、单身家庭、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。

  “首先结婚的几个数据,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趋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,这也是有点震惊的,结婚的意愿下降得这么快,从几个数据来看确实是很震惊,我不知道哪个国家或者人类历史上不是战争年代会有这么大的降幅,这确实也是特别令人震惊。我们可以看到七年时间,降了一倍,将近减半,结婚的人数和结婚率都差不多减半的降幅,这也确实令人震惊。”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、人口经济学家、报告主要作者梁建章说。

  梁建章在报告中指出,造成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: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,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,三是养育成本高,四是结婚成本高,五是社会竞争激烈、就业压力大,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。

  “另外我们都知道现在年轻人就业压力也很大,白领在大城市打拼压力也很大,在城市里打工基本上是年轻人,就业压力也很大、很辛苦,他们跟上一代人不一样,他们观念上是比较独立的,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娱乐活动,所以对于结婚这件事没有那么热衷。但是我觉得这根本的原因、最重要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改变的原因,还是成本,结婚的成本和育儿的成本还是特别高。”梁建章说。

  梁建章表示,结婚的成本当然包括现在的结婚条件比较高,有房、有车,彩礼或者婚宴,这些结婚成本还是很高的,年轻人在城市里打工、在城市里买房成本非常高,如果在二线、三线城市彩礼等等也比较高。与此同时,孩子的教育成本和养育成本也比较高,这不仅拉低了生育率,也会拉低结婚率。反过来说,如果通过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够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,那就能同时提高生育率和结婚率,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消息。

  “当然这几个原因未来会不会减轻或者未来会加剧,我觉得未来的消息应该不是太好,因为更多的年轻人会到城市里来,更多的就业压力等等,尤其是现在疫情,我觉得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、就业的压力、各方面的生活压力和前面所说的这些成本都会出现更坏的状态,所以未来的结婚率也是非常不乐观的。当然总体的结婚人数,男女比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观,也会出现更坏的趋势,所以我们未来对于结婚率和结婚人数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,未来可能还会比现在更糟糕。”梁建章说。

  对此,梁建章在报告中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,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;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;建立男女平等、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;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;法定婚龄降到18岁;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;启动中国《同居法》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等。

  当被问及当前年轻人择偶难的问题时,梁建章分享了自己的观点。

  “其实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,肯定是非常受男性喜欢的,但是她自己的独立性非常强,所以她对于对方的要求,最低要求都应该是比较高的,这也是非常正常的,最关键还是这些女性的独立性,会更强。当然,独立性再强,比起生育成本,养孩子的成本,虽然收入是比较高了,比如在上海,一万、两万的收入,也算是比较高了,她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。但是生孩子的成本或者是养育孩子的成本,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成本,是更高的。所以她觉得,虽然自己可以过得很好、很独立,但是如果真的组织家庭去生孩子的话,成本也是比较难以承受的。所以这个我觉得,从观念上是很难通过说教去改变的。真正能够去改变的还是降低生孩子、养孩子的成本,降低房价,这才是真正能够实质上改变现在的这样一个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趋势。”梁建章说。

  在梁建章看来,结婚跟生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制约还是成本,购房是一个大头,养育成本包括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大头。

  “购房成本,我们觉得最有效的,也是非常可行的,还是要大量地能够加大在高房价地区,尤其是高房价地区,住房的土地供应。大城市的扩容还有很大的空间,北京、上海这些地方并不缺地,有大量的农田,还有开发效率不高的土地可以开发出来。与其让年轻人在县城买房,占了个地而不去住,还不如让他们在大城市能够尽量地住得宽敞一些,或者低成本低能够买到一些房子。如果把非常丰厚的卖地的收入折让一点,补贴结婚、生小孩的家庭,就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早一点买得起房,这样他们的生育和结婚的意愿就会加强。这是我们说的购房能够给予优惠,通过增加住宅土地供应,在这些高房价地区。”梁建章说。

  梁建章指出,这些还是不够的,对于想要孩子的年轻人,能够给他们养孩子更多的补贴。生育成本里,在大城市,从孩子出生到上大学之前,就需要差不多上百万,在其他地区平均也需要60多万。

  “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现金的补贴或者是所得税或者社保的减免的方式,能够给这些家庭实质的支持。比如说,二孩家庭每个孩子给一千块,多孩家每个孩子每月给两千块,这样的幅度,能够大幅度减轻这些家庭生育跟养育孩子的成本。这是我们提倡的。我们看许多发达国家,他们在鼓励生育方面的投入都在GDP的百分之几,甚至多的国家能达到3%到4%,少的国家也有1%到2%。中国应该可以拿出GDP的1%到5%来鼓励生育,这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,而且能够快速地降低生育的成本,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组织家庭,能够生儿育女。”梁建章说。

  对于建议将法定婚龄降到18岁,梁建章解释,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解决法律上的矛盾的问题,既然成年了就应该有这个结婚的权利。然后男女应该平等,回到18岁这样一个成年的年龄。

  “国际上基本上都会是这样一个年龄,成人了以后当然可以结婚。有些国家更低,有些国家说是如果父母同意的话可以更低。基本上都是男女一样的年龄,不会有男女差异的年龄。所以我觉得,这应该是解决以前的一个遗留问题。过去之所以会是这样一个年龄,应该是我们过去计划生育希望能够推迟结婚年龄,定的这个法律。现在我们不是要限制生育而是鼓励生育,那么应该回归正常的状态。”梁建章说。

  当被问到携程3月份开始施行混合办公,如何能让其他企业也一起参与进来,一起来提升社会上整体年轻人的结婚意愿,d88尊龙,梁建章进行了回应。“混合办公,我们试下来还是效果很好的,尤其现在疫情的情况下,我们混合办公,在家办公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。我觉得对女性来讲,能够减轻通勤的压力,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,跟孩子在一起,我觉得这个是有利于家庭的。”梁建章说。

  梁建章指出,企业怎么样让员工更愿意结婚,企业做得好一点让员工拿更高的工资,企业能够做好企业这是第一重要的。

  “其他的方面,我觉得社会上能不能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结婚的环境,我们提倡,婚宴少办,多去蜜月旅行,用蜜月旅行替代婚宴,这是比较好的办法。我觉得也是,因为蜜月旅行给你的印象更深刻。婚宴从简,婚宴的仪式感也是要的,太奢华的婚宴可能是没有必要。我觉得这个观念上可以提一下。”梁建章说。

  在梁建章看来,无论什么样的形式、什么样的企业也好,能够让年轻人一起去通过一起做一些活动,大家能够有一定的交流。具体什么形式年轻人最能接受,这需要具有创新精神、创业精神的企业去发掘这样的活动。

  “我们过去旅游方面也是,如果是一群不认识的,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,能够互相介绍,一起在旅途中大家去互相认识、交流,这样的一些共同旅游的方式,不一定跑很远,或者郊游的方式,这些都是有可能可以去尝试的。现在年轻人,其实业余的时间还是有的,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在玩游戏,可能是一个虚拟的方式,并不一定是很好的,能够跟真人适当地,有潜在谈恋爱可能性的这一些年轻人交流,这样的一种场所和活动。”梁建章说。